俞盈盈

　　武林调，顾名思义，“武林”为杭州古称，“调”则为曲艺，武林调也就是杭州的地方曲艺之一。其表演以坐唱为主，叙唱结合，一人担当多个角色，模拟形态、塑造人物，通俗生动，引人入胜。因它用杭州话说白、演唱，20世纪50年代曾改称为“杭曲”。2008年，武林调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源起宣卷

　　武林调源于一支广泛而通俗的民间说唱艺术——宣卷，即宣讲宝卷。宣卷脱胎自唐宋佛教的经卷俗讲，始于明代，僧、尼、道者用说唱的形式演绎故事。

　　据传，杭州宣卷的兴起，源自清末杭州一位织绸机坊工人裘逢春。他念过几天书，喜欢哼唱宝卷，带动机坊里的其他几位工人，也成了宣卷说唱人。

　　彼时的宣卷，多在寺庙庵堂里进行。当时作为“东南佛国”的杭州，寺庙林立，佛事兴盛。每逢节日，杭城百姓相约寺庙祈福；为表心诚，还往往前一夜就“宿山”过夜。长夜无事，就会请人来宣讲宝卷——

　　八仙桌一张，三五人齐坐，卷本一簿，木鱼一打，且翻且唱且讲说。“念佛调”单一而匀和、规整而有序，到段落结尾齐唱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由于卷本故事多为《白蛇传宝卷》《梁山伯宝卷》《珍珠塔宝卷》等世俗题材，通俗有趣，宣卷也开始出现在杭城寿宴、满月宴席上，成为主客都喜闻乐见的热闹堂会活动。宣卷的规格逐渐考究：八仙桌增设台布，生旦净末丑依次落座，敲木鱼者在正中央；开篇之后讨彩头，寿宴指点《八仙庆寿》，弥月演唱《观音送子》，接着便是正本宝卷。

　　1923年，仁和路开办的大世界游艺场，收罗了东南西北的曲艺表演。初到此地的扬州戏惊艳杭城百姓，裘逢春等人也受之启发，当即与同行商量宣卷新演的形式，凑成班子取名“民乐社”。次年，民乐社也登上杭州大世界游艺场舞台，挂牌“武林班”，上演《卖油郎独占花魁女》，风靡一时。

鼓板跌宕

　　从寺院走向宴堂、从平台走向舞台，以杭州宣卷为雏形，武林调更具音乐性，表演的仪规也更成熟。不过，民间的宣卷班依然广受欢迎，他们游走在茶馆书场，出入于市民“堂会”，将融会贯通又颇具特色的曲调传播到大街小巷。

　　武林调的表现形式与部分吴地曲艺相似，通常三人或五人一班，围着两张八仙桌拼接的书台坐唱。在仅以木鱼伴奏的基础上，武林调增加了胡琴与鼓、板，以和音开场，唱开篇，接着是正书。正书人物出场，讲究“一引二白三唱”，时而婉转，时而诙谐，时而嘈嘈切切，时而大声疾呼。

　　书台上放置“四宝”，分别为：“生机壶”（茶壶）与“添语杯”（茶杯），饮茶是为解渴，更为演出留气口；“没大小”（手帕）与“万能扇”（扇子），角色道具七十二般变化，均由演员借此二者发挥。

　　武林调既讲究规则，又因势而变，具有蓬勃的艺术生命力和生活气。不过，在风云变幻的民国时期，武林调被扣上“有伤风化”的帽子，不得在舞台演出，只能止于茶馆书场等“平台”，一些艺人被迫转业。后经百余武林班艺人联合抗争，才得以重登舞台。

　　经过重振之路的茫然摸索，一直至1984年，在三省一市的国庆联播演唱会上，青年演员陈谊君一曲《西湖美景天下扬》武林调清唱，才又将这一片灵动而朴实的曲与韵，重新带回人民大众的视野。

寻觅新声

　　武林调，史籍未有记载，但凭借着特殊的腔调魅力，它起兴、流行与接力的轨迹依然明晰可辨。从民间兴起，武林调在平民百姓的智慧凝结中登上大众舞台，辗转渡过了历史上的重重危机。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演出的老艺人王桂凤、贺美珍，是武林调代表性传承人。她们经历时代的起落与曲艺的起伏，尽管此前也已因年事已高而告别舞台，但为对武林调进行抢救性保护，二人年逾八十，仍然积极配合录音，提供艺术资料。

　　新生相继萌发。作为新生代的武林调传承人，罗瀚深知武林调的灵动魅力，他不断摸索用武林调讲出好故事，演绎出《宝莲灯》《岳母刺字》等深受百姓喜爱的作品。

　　文化的传承从伢儿抓起。近几年，杭州市清河实验学校等挂上了“杭州地方戏曲曲艺教学实践基地”的牌子，最地道、最杭州的戏曲曲艺成为学校课程，让孩子们了解家乡文化、提升美育素养，并为杭州非遗传承注入新的活力与希望。

　　土生土长于杭州的武林调，不断与这里的风土人情产生着深远而近切的共鸣，与时代的清风涤荡出更和畅的曲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