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党史  今 哲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是党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浙江作为我们党的“红色根脉”，是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改革开放先行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在新发展阶段肩负着建设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的神圣使命。100年前，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宣告正式成立，红色种子开始播撒全国各地。中国共产党在浙江的历史，在党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为了帮助大家学习、总结党的历史，发扬、传承党的成功经验，本刊联合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选择100年党史中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大事要事，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予以介绍，展示中国共产党在浙江发展的光辉历程，展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浙江人民艰苦奋斗、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伟大实践。

中共一大嘉兴南湖游船会址

中共一大南湖会议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日益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此时，以李大钊和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分别在北京、上海等地相约建立共产党组织，并得到了全国各地的积极响应。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中共一大南湖会议讨论通过了党的《纲领》和关于工作任务的决议草案，规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和组织形式，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担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

中共一大的胜利闭幕，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

衙前农民协会旧址衙前东岳庙

衙前农民运动

1921年4月，中共早期党员沈定一从上海回到家乡萧山县衙前村，开始实施其“中国底社会革命，应该特别注意农民运动”的革命实践。回乡后，他即从办教育入手，邀集原浙江第一师范进步教师刘大白和著名学生领袖宣中华、徐白民等，一面筹办衙前农村小学，一面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

经过4个多月的思想发动和紧张筹备，9月27日，衙前及附近村子的农民在衙前东岳庙集会，宣告成立衙前农民协会，发布了经全村农民议决的《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提出了世界的土地应该归农民使用，由农民所组织的团体保管分配的革命主张。

衙前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的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运动，被称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历史上最先发轫者”。这次农民运动揭开了中国现代农民革命斗争的序幕，显示了农民群众潜在的伟大力量。

1922年西湖全景

中共中央西湖会议

1922年8月29日至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子湖畔召开全体会议，史称“西湖会议”，就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两党合作形式问题进行激烈辩论。

会议在秘密状态下举行。马林转达了共产国际的意图，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组织”“共产党人应该支持国民党”“共产党人应该在国民党内开展工作”。

经过两天的热烈讨论和马林的说服，会议以互相谅解的形式，通过了陈独秀提出的在国民党取消“打手模”以后，中共少数负责同志可以根据党的指示加入国民党的决定，从而为实现国共合作迈出了重要一步。在此基础上，1923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正式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

中共杭州小组成立旧址（皮市巷3号）

中共杭州小组成立

1922年7月，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兼江浙区执行委员会领导上海与江浙两省地方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工作。委员会由3个浙江籍党员，徐梅坤、沈雁冰和俞秀松组成，徐梅坤任书记。

为了做好杭州的建党工作，徐梅坤专程来杭。此时，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也调派一批骨干到外地开展建党工作，时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部主任的于树德以浙江法政学校教员的身份来到杭州，在浙军第一师任连副的金佛庄也与徐梅坤取得了联系。

1922年9月初的一天，徐梅坤召集在杭的3位党员，于树德、金佛庄和沈干城，会聚于皮市巷3号。经过简短的仪式后，徐梅坤庄重宣布：中国共产党杭州小组成立。

这是浙江省最早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浙江的人民革命斗争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为刚刚起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浙江的推进与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中共浙江省委组织系统表（1927年7月—1929年4月）

中共浙江省委成立

浙江在全国属于较早建党建团的省份之一。1922年9月至1927年4月上旬，全省建立了110多个中共独立支部或支部、小组，党员达4000余人。但在随后蒋介石发动的反共“清党”中，浙江党组织遭受重大损失。仅4—5月间，全省被破坏的党组织就达70余个。为了恢复浙江的革命力量，加强对浙江党的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浙江省委。

1927年4月27日至5月10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中央决定撤销上海区委，分别建立江苏、浙江省委。1927年6月，中共浙江省委在杭州地委的基础上正式成立。

中共浙江省委的建立，使浙江党组织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推动了全省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浙江省委成立后，主抓了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工作，使浙江党的工作初步扭转了被动的局面。

永嘉五尺村红十三军军部旧址

红十三军的斗争

从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初，浙南地区先后爆发了多起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暴动，其中以永嘉县西楠溪地区最为激烈。3月9日，“浙南红军游击总指挥部”正式成立，下辖3个支队，共400余人。5月初，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浙南红军游击队在永嘉枫林统一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简称“红十三军”），军部设在永嘉五尺村。军部建立后，红十三军以永嘉、温岭、永康等地游击武装为基础，先后建立了红一团、红二团和红三团，最盛时达6000余人。

红十三军是当时中央军委列入正式序列的全国14支红军之一。其建立后，历经大小战斗百余次，活动遍及浙江南部20余县，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国民党军“围剿”中央苏区的兵力，宣传了党和红军的主张。

红军挺进师在松阳大东坝写的标语

红军挺进师在浙江

1935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在赣东北苏区成立，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3月23日，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将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当局组织的“进剿”。到8月底，挺进师已发展到5个纵队近1000人，建立了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方圆100余公里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9月，国民党军再次大举进攻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损失较大。粟裕、刘英率挺进师主力突围，在福建与闽东特委、闽东红军独立师会师，联合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员会，创建了浙南游击根据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军挺进师改编为新四军，赴皖南参加抗日。

1937年3月，周恩来到杭州谈判

周恩来与蒋介石的杭州谈判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利益出发，派周恩来到杭州与蒋介石就国共两党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等事宜进行谈判。1937年3月25日，周恩来秘密到达杭州，与蒋介石展开谈判。

谈到合作问题，周恩来指出：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的立场，是站在为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共同奋斗的纲领上的，是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大计谋求与国民党合作的。谈到整编红军和边区问题时，周恩来明确提出“陕甘宁边区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红军改编后人数须达4万余人”等6项合理的具体要求。

此次谈判，几易场地、几经风波，终于取得了比较完满的结果，它揭开了国共两党合作历史上新的一页。

浙江省临工委、省工委秘密联络点——嵊县沃基村邢子陶家

中共浙江省临工委（省工委）成立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驻南京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及南京、上海、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等先后派党员来浙江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在曾任中共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部长朱镜我的指导下，1937年11月，在杭州皮市巷成立了中共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省临工委）。

1938年1月，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为加强浙江省临工委的领导力量，派顾玉良来浙江工作。5月7日，根据东南分局的指示，撤销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浙江省工作委员会，成立浙江临时省委，统一领导浙江境内的中共组织。

中共浙江省临工委（省工委）是在浙江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初成立的，充分利用了当时的有利条件，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各级党的组织，为抗战初期浙江党的力量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

中共浙江省委的重建

为切实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加强对分属不同系统的浙江各地党组织的统一领导，1938年5月7日，根据东南分局的指示，撤销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浙江省工作委员会，成立中共浙江临时省委，刘英任书记。在浙江临时省委的领导下，全省成立浙南、处属、台属、宁（波）绍（兴）和金（华）衢（州）5个特委及50多个县委（县工委）。1938年9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浙江临时省委转为正式省委，完成了中共浙江省委的重建。

在重建后省委和各级党组织的推动下，浙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各种救亡团体、报刊和书店如雨后春笋般地大量涌现。由共产党员建议并以浙江省政府名义号召在全省普遍建立的战时政治工作队，是浙江战时政治进步的重要表现。

台湾义勇队的部分医护人员

台湾义勇队在浙江

在中共浙江省委和国民党浙、闽两省政府的支持下，台湾籍爱国人士李友邦动员散居在闽北崇安县的台湾同胞来浙参加抗日斗争，并于1939年2月在金华成立台湾义勇队。在队内秘密建立了中共支部，直接受浙江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吴毓领导。

台湾义勇队以抗日救国为己任，他们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创办了《台湾先锋》等刊物，还为军民做好医务服务。1942年5月，浙赣战役爆发后，台湾义勇队辗转进驻福建龙岩，在闽西、闽北一带继续坚持抗日斗争。台湾义勇队为祖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省一大会址之一——平阳凤卧乡冠尖村

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

1939年7月21日至30日，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浙南地区平阳县凤卧乡的冠尖和马头岗两地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26名，列席代表9名，代表全省19000多名党员。省委书记刘英代表省委致开幕词，并代表省委作政治报告和两年来浙江工作的书面总结。

大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常委汪光焕、薛尚实、龙跃；委员张麒麟、郑丹甫、林辉山、刘清扬、顾玉良；候补委员杨思一、林一心。大会还选举刘英等12人为浙江省出席中共七大的正式代表，3名候补代表。

浙江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浙江党组织召开的唯一一次全省党代表大会，对于统一和加强浙江党的领导，巩固党的组织，坚持团结抗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新四军苏浙军区驻地——长兴仰峰岕

新四军苏浙军区

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发展苏浙皖地区的战略部署，1944年12月，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率第一师主力从苏中南下到达浙西长兴县槐坎地区。1945年1月13日，新四军军部转发中央军委命令：成立新四军苏浙军区。

1945年8月上旬起，苏浙军区积极展开对日军的大反攻，在浙西和苏南，共解放县城10座，苏浙皖解放区人口达到370余万。1945年9月下旬，苏浙军区各纵队开始分批北撤，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在苏北解放区进行了整编。新四军苏浙军区胜利完成了历史使命。

于子三遗像、遗体

“于子三事件”

1947年10月26日，国民党中统浙江调查室秘密逮捕了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全国学联浙江联系人和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新民主青年社”华家池分社负责人于子三，并对其进行连续刑讯。于子三在严刑之下坚贞不屈，直至10月29日被迫害致死。

于子三的惨死，点燃了浙大师生的愤怒之火。10月30日下午，1200余名浙大学生冲出校门，在杭州举行盛大游行，沿途散发申诉书，发表演讲，揭露当局迫害学生的罪行。浙大的行动得到了杭州各校学生的积极响应，更多的青年学生开始觉醒，投入运动。到11月下旬，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共有20多个大中城市的大中学校举行各种形式的声援活动，参加罢课的学生共10余万人，形成了全国性的学生运动高潮。

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部分领导人合影

解放大军解放浙江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向江南进军。解放大军渡江后，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第三野战军第七、八、九、十兵团和第二野战军第三、五兵团共13个军，分兵数路进入浙江作战。

浙江党组织领导的地方武装也积极行动起来，广泛出击，配合大军作战。浙东游击纵队于1949年2月17日率先解放三门县，使三门成为浙江解放的第一个县。据统计，浙江地方武装共解放了24座县城。

7月上旬，人民解放军在宁（海）象（山）战役中获胜，全省大陆除磐安县外全部获得解放。10月30日，磐安解放。至此，浙江大陆全部获得解放。

庆祝开国大典游行中的中共浙江省委队伍

中共浙江省委的新建

1949年5月6日，中共浙江省委在杭州宣布成立。这是1942年浙江省委遭国民党破坏7年后建立的新省委，也是浙江解放后建立的新省委。新省委由谭震林任书记，谭启龙任副书记，实行委员制（1950年8月，经中共中央华东局批准，省委建立常务委员会）。省委陆续建立起相应的工作机构，在省一级建立党的工作机构及党组织的同时，在全省建立了杭州、宁波、温州3个市委（宁波市委属省委、地委双重领导，温州市委属地委领导）、10个地委（1949年10月至12月，10个地委相继改名为嘉兴、宁波、衢州、建德、温州、台州、丽水、金华、临安、绍兴地委）、84个县委、市委。

浙江省人民政府领导就职典礼

浙江省人民政府的建立

1949年7月29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在杭州正式成立。浙江省人民政府是在浙江省全境大部解放并已建立基层政权的基础上建立的。1949年5月3日，省会杭州解放，标志着浙江的解放。5月25日，奉华东军区电令，杭州市人民政府成立。与此同时，全省其他地方也相继成立了人民政府。

8月18日，省政府在杭州举行公开成立大会，谭震林为省政府主席，谭启龙、周建人、沙文汉、包达三为副主席。在省政府成立前后，全省的城镇、农村开始改造旧政权、废除保甲制度，建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县、区、乡各级人民政权。到1949年底，全省共建立了78个县（其中杭县为省直辖县）、491个县辖区、2401个乡、205个建制镇。

新中国第一居委会——上羊市街居委会

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

上羊市街居委会的建立

1949年10月23日，杭州市第一个居民委员会在上城区上羊市街选举产生，上羊市街一带的27个保长当场交出了公章。1949年12月1日，杭州市人民政府正式发出《关于取消保甲制度，建立居民委员会的工作指示》。到1950年3月，杭州全市基本完成了取消保甲制、建立居民委员会的工作。

“上羊市街居民委员会”的名称一直沿用到2000年，2001年起归属于杭州市上城区紫阳街道。2007年9月，民政部开展向社会公开征集“新中国第一个居民委员会”的举证和论证工作。2008年6月28日，民政部正式宣布：1949年10月23日成立的杭州市上城区“上羊市街居民委员会”，是新中国第一个居民委员会。

欢送浙江数万官兵奔赴前线

抗美援朝捐款居全国各省之冠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浙江人民积极开展爱国主义生产竞赛、参军参战、制订爱国公约、拥军优属和捐献飞机大炮等活动。

1951年10月9日至11日，省委召开全省第一次各界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通过了捐献计划。到1952年11月，全省人民爱国增产捐献的款项达到3390多万元，可买战斗机226架，超过原定计划的77%，居全国各省捐献数的第一位。全省还开展了向志愿军寄送慰问品和慰问信活动，到1952年6月底，共寄送给志愿军慰问袋11万多只、慰劳鞋12.8万双、慰问信16万多封、书籍25.5万多册和书籍代金6100多元，还有毛巾、牙刷、学习簿等约58万件。

毛泽东在杭州起草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毛泽东在杭州主持起草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

1953年12月28日，毛泽东率领宪法起草小组到达杭州，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起草第一部宪法草案。他说：“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法，从党的主席到一般老百姓都要按照它做，将来我不当国家主席了，谁当也要按照它做，这个规矩要立好。”

在杭州的近3个月时间里，宪法起草小组一共完成了4稿宪法草案，并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修改。1954年3月23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对宪法草案的讨论，最终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修正稿）》。6月1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决议》。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前线指挥员研究解放一江山岛作战方案

一江山岛战役

1955年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首次联合作战，攻占一江山岛，继而解放了浙江全境。这是迄今为止人民解放军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三军联合作战。

《十五贯》剧照

《十五贯》的改编与演出

1956年1月，由浙江国风昆苏剧团上演的昆剧《十五贯》在杭州登台亮相。《十五贯》又名《双熊记》，该剧揭露批判了主观臆断和循规蹈矩的官僚作风，歌颂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1956年4月，《十五贯》进京演出。4月1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演出，大为赞赏。他派人到剧团传达3条指示：第一，祝贺《十五贯》的改编和演出，都非常成功；第二，要推广，凡适合演出的，都可以根据各剧种的特点演出；第三，对剧团要奖励。周恩来也于4月19日观看了演出并接见全体演职员，鼓励大家说：“你们浙江做了一件好事，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从4月10日至5月27日，《十五贯》在北京公演47场，观众达7万人次。5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把昆曲和《十五贯》推到了舆论的极点。

戴洁天起草的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

永嘉“包产到户”的探索和实践

1956年5月，中共永嘉县委在雄溪乡燎原社进行农业生产产量责任制的试验，由此在中国首创“包产到户”。

浙江快速实现农业初级合作化以后，急剧扩大的生产规模使相当多的合作社在经营管理上出现不同程度的混乱。为此，永嘉县委把搞好生产管理当作中心工作来抓，指导区、乡开展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探索。县委书记李桂茂派农工部干事戴洁天率工作队到燎原社进行队以下产量责任制试验，确定了“三包到队、责任到户、定额到丘、统一经营”的责任制，其做法就是“队向社包工包产，户向队负责专管田上分摊的包产量”，包产量核算到每丘田，合起来就是队包产指标。主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将这种管理方法命名为“包产到户”。这一办法实行后，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永嘉县委布置全县开展多点试验包产到户的工作。

11月19日，《浙南大众报》发表文章，认为包产到户是“倒退的做法”，并向《人民日报》直接投诉，通过媒介转给中央高层领导，对永嘉包产到户的试验形成很大压力，浙江省委、温州地委、永嘉县委被迫下令停止试验包产到户。李桂茂、李云河、戴洁天都受到处分，全县因参与包产到户而被判刑劳改的达20多人。直到1983年8月，李桂茂、李云河、戴洁天等人的冤案才得到彻底平反。

中共浙江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会场

中共浙江省第二次代表大会

1956年7月1日至30日，中共浙江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浙江召开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浙江的具体情况，确定此后的任务：大力发展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积极地采取有效措施，尽可能迅速地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实现，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同时相应地加强财政、贸易、交通运输工作；努力提高科学、文化、技术水平，大量培养建设人才；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进一步地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国防，支援解放台湾。

大会以提出全省工作重点的转移而载入当代浙江史册，具有重大意义。

新安江水电站大坝初现雄姿

以重大建设工程为标志

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

1956年7月，中共浙江省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全省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社会主义建设在浙江全面展开。

1957年4月2日，浙江钢铁厂第一期工程动工。1958年5月17日，浙江钢铁厂炼钢车间一号转炉炼出了全省第一炉钢水。1956年6月，国务院批准提前建设新安江水电站。新安江水电站是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自制设备、自己施工建造的大型水力发电站，被誉为“长江三峡的试验田”。在建设浙江化学工业公司过程中，省委提出“全省保浙化”口号，明确指示各行各业要为“浙化”开绿灯。

全省还相继建设了一批以冶金、化工、电力、机械为主的工业企业，这一批骨干企业的建成投产，为此后全省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打下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受到毛泽东表彰的浙江省著名劳动模范陈双田

“五九批示”与干部参加劳动

干部参加劳动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培养和锻炼干部的重要途径。浙江历来重视干部参加劳动，并取得了一些宝贵经验。

1963年4月，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编印了《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呈送正在杭州的毛泽东审阅。材料有七件，包括《我们是怎样坚持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应四官劳动好、工作也好》《怎样才能更多地参加劳动》《严如湛同志三下后进队》《隆山公社生产大队干部参加劳动》《余杭县五常公社大队干部参加劳动好》《五年来干部坚持种试验田的体会》。对此，毛泽东十分重视。在审阅时，他将题目改为《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并于5月9日写下了长篇批语，把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看作是一件具有“伟大革命意义”的“极端重大的问题”，史称“五九批示”。

1963年11月，毛泽东为“枫桥经验”批示

“枫桥经验”

1963年5月，省委组成工作队，在诸暨枫桥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工作。在运动进入对敌斗争阶段，公社以生产队为单位，由全体社员对“四类分子”进行“全面评审、重点斗争”，根据他们的实际表现区别对待。最后，枫桥区没有逮捕一个人，就制服了有违法行为的“四类分子”。时值公安部领导到浙江指导工作，向正在杭州的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充分肯定说：这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并指示各地要仿效推广。由此，一场轰轰烈烈的学习推广“枫桥经验”的热潮在全国展开。

之后，“枫桥经验”在推广应用中不断创新发展，积极探索和实践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新途径、新方法，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旺盛的生命力。“枫桥经验”成为全国政法战线的一面旗帜。

洞头女子民兵连连长汪月霞（前排左）率领民兵苦练射击

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

1965年12月，国防部授予驻洞头某部六连“军民联防模范连”的光荣称号。同时，省人民委员会和省军区给六连联防区女子民兵连荣记集体一等功。

洞头女子民兵连组建于1958年。60年代初，为粉碎国民党军队窜犯大陆的阴谋，她们与驻军并肩战斗，开展了“联防、联训、联建、联欢、联心”活动，结下了鱼水深情。女子民兵连的事迹被写成长篇小说《海岛女民兵》，又以她们为原型拍成电影《海霞》。连队还先后多次被全国妇联和省妇联授予“三八红旗集体”。1978年9月29日，浙江省军区授予她们“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的光荣称号。几十年来，“海霞”精神不断激发全连官兵爱岛尚武的热情，她们成为全国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一面旗帜。

1972年2月26日，周恩来陪同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杭州途中

《中美联合公报》在杭州草签

1972年2月，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应邀访问中国，就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与中国领导人进行谈判。杭州是尼克松访华行程的第二站。26日上午，尼克松在周恩来等人的陪同下乘专机抵达杭州，入住西湖国宾馆。27日上午，周恩来与尼克松在刘庄湖边的八角亭草签《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下午即去上海正式签署，故称“上海公报”。

美国在《公报》中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承诺“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从而确立了“一个中国”原则。中美关系掀开了历史性的新篇章。

1978年9月26日，《人民日报》报道浙江省委常委真理标准讨论情况

开展真理标准讨论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明确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在全国形成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当年6月起，省委常委和省革委会副主任以上领导干部开始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9月24日，新华社报道《浙江省委常委深入讨论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以实践第一的观点总结经验解决问题》。10月，省委召开全省“理论与实践问题”讨论会，省委第一书记铁瑛明确指出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破除“以本本为标准”等错误观念，实现拨乱反正，为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全省广泛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不断解放思想。

省委在温州召开为“浙南叛徒集团”冤案平反大会

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中共浙江省委从落实干部政策入手，抓住“文化大革命”中重大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拨乱反正在局部有所突破并全面展开。

1978年，省委召开3次落实政策工作会议。12月4日，省委在温州召开为“浙南叛徒集团”冤案平反大会，宣布彻底推翻“浙南叛徒集团”冤案，为受迫害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有力地带动了“文化大革命”中其他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

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全省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从1978年4月开始到1987年上半年结束，先后调配落实干部政策的专职干部3588人、兼职干部8530人。全面复查了“反右派”斗争、“反右倾”和“四清”运动中的申诉案件，有重点地复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其他历史老案，妥善处理了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取得了很大成绩。

全国第一份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全国第一份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全国第一个具有合法身份的个体工商户是温州市解放北路的小摊主章华妹。1979年底，因为家中窘迫，在解放前做过布匹生意的父亲鼓励小女儿章华妹开店经商，在家门口摆一张方桌，售卖小百货、画片。因为没有合法的资格，看见有巡逻的人过来，章华妹立即关大门，以免被查办。

1980年底，工商所搞试点，章华妹到工商所领取表格，在填写表格时把开业日期填为1979年11月30日，“注册资本”150元。1980年12月11日，章华妹得到一张崭新的营业执照，上面写着“姓名：章华妹；地址：解放北路83号；生产经营范围：小百货；工商证字第10101号”，编号上盖着一枚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鲜红印章。就这样，章华妹成了“全国第一个个体工商户”。2004年11月，章华妹以“中国第一个个体户”的身份参加了央视“中国十大最具经济活力城市”颁奖晚会。

成立于1982年12月的全国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温岭牧南工艺品厂

全国首家股份合作制企业

20世纪80年代初，温州和台州的民营企业主创造了一种似公而非公，明公有而实私有的产权制度——股份合作制。台州农民按照“资金自筹、经营自主、合资合劳”和“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将资金、土地、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量化为股份，实行以劳动联合和资金联合为基础的股份合作经营。这种新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既解决了个体私营企业资金短缺、规模小、产品档次低等缺陷，又克服了集体企业普遍存在的产权不清、机制不灵、行政干预多、经营效率不高的弊端，很快在台州、温州的农村中获得广泛认同。

1982年6月，温岭的牧屿工艺美术品厂等4家企业由县工商局核发了“联户企业”营业执照；1984年初，温岭县工商局确认这4家企业为股份合作企业，在工商登记中表述为“集体（合作经营）”。

浙江人民首创的股份合作制这一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和经济成分得到正式确认，温岭也成为浙江乃至全国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发端。这种突破与创新，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邓小平接见浙江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

邓小平视察浙江

邓小平同志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更是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在他的一生中，至少18次视察浙江。其中改革开放前13次，改革开放后5次，后5次中有2次是视察南方后路过浙江。

邓小平第一次到浙江视察的时间是1954年3月5日。改革开放前13次来到浙江的主要工作是出席会议与陪同外宾。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到浙江视察活动有3次，第一次视察的时间是1983年2月9日至18日，他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到比较富裕的江浙沪地区，了解情况，调查研究，验证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及小康的目标是否符合实际情况；第二次视察的时间是1988年1月29日至2月10日，他对浙江乡镇企业大发展给予了充分肯定；第三次视察的时间是1992年12月15日至次年1月4日，这是他在杭州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浙江之行。此次在浙江，他多次强调：“我很关注浙江的发展。浙江的发展势头是不错的。要珍惜这个好的发展机遇，保持好的发展势头。”

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

“义乌经验”与市场大省建设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义乌因市场而兴，不仅中国小商品城蜚声中外，还创造了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的“义乌经验”，成为浙江市场大省建设的成功经验。

20世纪90年代，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和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后，浙江的市场建设步入快车道，一大批规模大、档次高、功能全的大型市场相继成立，不少专业批发市场年成交额相继跃居全国同类市场之首。从1993年到1997年，全省商品交易市场年成交额连续5年居全国第1位，为浙江赢得了“市场大省”的美誉。此后，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浙江的商品交易市场积极推进交易方式和功能创新，发展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现代流通业态，以拓展市场发展空间，减少交易成本；同时积极推进会展与市场相结合的贸易方式，引进品牌企业入市，走品牌之路，以扩大市场的影响力。

到2020年，浙江已登记各类商品交易市场3342个，全年交易额为2.12万亿元。其中，十亿级市场253个，百亿级市场34个，千亿级市场2个。

开放初期的宁波保税区

浙江对外开放

浙江省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省份之一。对外开放促进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

浙江的对外开放是从1978年开放宁波港起步。以后，杭州航空港、海门港、舟山港也陆续对外开放。1984年，宁波、温州被列入14个沿海开放城市，标志着浙江省的对外开放迈出历史性的一步。

1985年，嘉兴、湖州市市区及嘉善县、桐乡县、海宁县和德清县，被列入长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1988年3月，国务院将杭州、绍兴市市区及杭州、宁波、温州、嘉兴、湖州、绍兴、台州所辖的26个市县扩大为沿海开放地区。同年4月，国务院批准舟山市为对外开放市。

1990年6月，省委常委会议提出，要设立一批相对集中、连片开放的开发区，在全省形成不同水平、不同层次的外向型经济格局。当年8月，杭州钱江外商台商投资区设立。1991年3月，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设立。以后，又相继设立了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杭州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等一批国家级开发区和50多个省级经济开发区。开发区成为对外贸易、招商引资的重要场所。

1992年8月，省政府确定金华、衢州两市区和丽水市为省级对外开放城市，享受沿海经济开放区市县的优惠政策。这样，浙江对外开放完成从沿海向中西部推进。

宁波市是浙江对外开放的“桥头堡”。1984年国务院批准建立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这是浙江的第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也是国内建区最早、面积最大的国家级开发区之一。为进一步促进宁波的对外开放，1992年11月国务院批准建立宁波保税区。保税区享有“免税、保税、免证”等优惠政策，是当时中国大陆开放层次最高、自由度最大的对外开放区域。

龙港人建起“中国第一座农民城”

中国第一座农民城

龙港原是温州苍南的一个镇。建镇前的龙港，只有5个小渔村、一条老街、若干农舍和一片滩涂。1983年10月12日，省政府下达《关于同意苍南县建立龙港镇（为县直属镇）的批复》，龙港开启建镇奇迹，历经小渔村到农民城、从农民城到小城市培育、从小城市培育到撤镇设市三次历史性跨越。

按照“农民城镇农民建”的思路，1984年6月，龙港采取收取公共设施费和劳动力安置费的形式，进行土地有偿转让，将批准给个人建房的土地，按地段好差，分为6个等级收取公共设施费，突破了土地利用的“禁区”。随后，根据中共中央〔1984〕1号文件精神，龙港又突破户粮问题的“禁区”，鼓励先富起来的农民离乡别土迁入龙港，成为自理口粮的常住户口。

紧抓一次次发展机遇，龙港人集资建设住宅、道路、学校、医院等设施，在荒涂上建起“中国农民第一城”，辖区面积从5.2平方公里扩大到180余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从5000余人增至38.2万人，形成了以印刷包装为主导产业的工业体系，2018年地区生产总值近300亿元。

随着城市化快速推进，龙港碰到发展的“卡口”。2019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同意撤销苍南县龙港镇，设立县级龙港市。由建制镇直接升格为县级市，这属全国首创。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乡镇企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报道

温州模式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乡镇企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报道，指出：温州农村家庭工业的发展道路，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广大农村走富裕之路的又一模式——“温州模式”。这样，“温州模式”的名词第一次出现在媒体上。

温州的探索其实充满艰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温州农民开始了商业活动。1982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时称“八大王”的乐清县柳市镇8名个体户被以“投机倒把”和“扰乱市场秩序”等罪名逮捕。受此事件影响，温州陷入万马齐喑的局面。

1982年12月，温州市委、市政府召开会议为发展家庭工商业“正名”。会后，全市兴起了一场发展农村经济的空前热潮。1984年中央发布一号文件，提倡农村发展商品生产。此后，乐清“八大王”得到平反。这一系列事件促进了温州家庭工业的蓬勃发展。为解决家庭工业的销路，温州开放和创建了一批工业品市场。专业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将温州农村商品经济推向了第一个高潮。

1989年前后，社会对“温州模式”的争论还很激烈。1991年10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考察温州，充分肯定了温州所取得的成绩。

1992年2月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同年，党的十四大报告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围绕“温州模式”展开的以姓“资”姓“社”为焦点的争论逐渐淡化。此时，温州也完成了第一次创业，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杭州出口加工区

“贸易兴省”战略

1987年12月，在党的十三大文件学习会上，省政府提出了“发展外向型经济，以出口为导向，靠贸易兴省”的经济发展思路。次年，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指出：“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发展外向型经济，这是振兴浙江经济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把发展外向型经济提到了战略高度。

1988年，国务院决定浙江新增29个对外开放市县，浙江及时提出“鼓励千军万马飘洋过海搞外贸”的政策。1992年以后，浙江加快对外开放步伐，提出“四上、三抓、二转”发展思路，即省级外贸专业公司、市县外贸公司、自营出口生产企业和三资企业“四路大军”并驾齐驱，扩大出口，外贸、外资、外经“三外”一起抓，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转变经贸行政管理部门职能。并率先在全国外经贸系统进行股份制试点工作。到1996年，浙江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县县有外贸”。

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浙江在全国率先实施“四个多元化”和“两个推动”战略，即贸易主体多元化、市场多元化、出口商品多元化和贸易方式多元化；推动省内专业市场创办境外分市场，推动省内企业赴境外投资创业。此举促进浙江外经贸逆势上扬，2000年全省进出口增幅高于全国平均20.5%。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浙江出台了进一步加快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推动了外向型经济的持续发展，出口从2003年突破300亿美元到2006年突破1000亿美元。

“贸易兴省”战略的实施，使浙江对外贸易跨越式发展。2020年，浙江全省进出口总额达33807.99亿元，浙江成为名副其实的外贸大省。

宁波北仑港

建设海洋经济强省

浙江海域面积是陆域面积的2.6倍，海洋资源十分丰富。历届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海洋经济发展。1993年全省第一次海洋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建设海洋经济大省，2003年全省第三次海洋经济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提出要建设海洋经济强省。

坚持科学看海、科学谋海、科学用海、科学兴海、科学管海，浙江海洋经济发展迅速，海洋生产总值从2006年的1846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3002亿元，占全国海洋经济比重约为10.4%，海洋经济占全省GDP比重从2006年的11.6%提高到2009年的13.1%，海上运输、海水利用等海洋产业居全国首位，石化、船舶工业、滨海旅游等海洋产业居全国前列，海洋经济大省地位基本确立，但是离海洋经济强省还有较大距离。

2010年7月，浙江和山东、广东一起被列为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试点省，极大推动了浙江海洋经济强省建设。“十二五”期间，浙江把“建设海洋经济强省”列为战略重点来发展。2011年，国务院批复《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同年国务院又批复同意设立浙江舟山群岛新区，这使得浙江省海洋经济发展和舟山群岛新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以宁波、舟山为中心，温台杭嘉为两翼的海洋经济发展格局初见雏形。

江泽民视察浙江农村

江泽民视察浙江

江泽民同志一直十分关心支持浙江的建设和发展，担任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以后，至少七次视察浙江，对浙江的建设发展倾注了心血。

1991年7月8日，江泽民来到嘉兴，深入灾区，看望奋战在防洪抗灾第一线的干部群众。在指导救灾工作3个月后，即1991年10月20日至26日，他第二次视察浙江，考察了杭州、宁波、舟山、温州、台州、绍兴等市，要求不断壮大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力量。第三次视察浙江是在1995年5月15日至16日，考察了大中型企业改革情况；第四次视察浙江是在1998年10月6日，视察了嘉兴市郊区七星乡东进现代农业示范园区，要求沿海发达地区争取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第五次视察浙江是在2000年5月10日至12日，他考察了温州、杭州的一些非公有制企业，就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加强党的建设问题进行了调研。

此后，他又于2003年10月10日至31日和2004年7月21日至23日，第六次、第七次视察浙江，对浙江文化和军队建设工作给予明确指导。退休后，他还多次利用赴浙江休养的机会，对浙江工作给予亲切的关怀和指点。

浙大国家科技园

科教兴省战略

20世纪80年代，浙江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短缺经济条件下巨大的市场需求拉动和生产规模的外延扩张实现的，科技因素在经济增长中所占比重较低。针对这一薄弱环节，浙江在1992年提出了“科教兴省”发展战略，强化对市、县、乡科技工作的领导，选派科技人员到县乡镇担任科技副职，实行科技进步目标责任制，在全省开展创建科技进步先进县活动。在农业、工业方面开展科技攻关，建立高新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加强基础研究，为浙江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后劲。

作为“科教兴省”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还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激发科研队伍活力，推动科技与经济建设紧密结合，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科技体制，在促进浙江经济发展的同时，科研机构自身的活力也明显增强。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是实施“科教兴省”战略的基础。为此，浙江提出要在20世纪末基本形成多层次、开放式的教育体系。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浙江对高校招生和毕业生分配制度进行改革，同时调整高等学校布局，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有计划地进行学科调整和层次优化，并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进入新世纪，浙江进一步提出了建设科技强省、人才强省、教育强省的战略目标，插上科技翅膀的浙江仍将继续腾飞。

胡锦涛在湖州视察支援四川的帐篷生产企业

胡锦涛视察浙江

胡锦涛同志对浙江的改革和发展一直给予热切关心，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后，曾6次到浙江视察工作，激励全省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1993年11月20日至26日，他到宁波、绍兴、杭州等地调查研究，探讨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乡镇企业党的建设问题。2001年4月30日至5月3日，他到温州、杭州和嘉兴考察工作，就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进行调查研究。2002年6月23日，他参观了秦山核电二期和三期工程现场；24日出席了在杭州召开的全国农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总结表彰大会。

2006年6月12日，他在上海考察期间，视察了舟山市嵊泗县洋山地区的洋山深水港区。2007年7月28日至29日，他深入杭州的企业和社区，就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建设进行调查研究。汶川地震发生后，2008年5月22日，他第6次视察浙江，赶赴湖州实地考察并组织救灾帐篷的生产。

2002年国庆推出的西湖南线工程一景

西湖综合保护工程

2002年初，杭州市委、市政府从建设国际风景旅游城市必须保护好西湖、建设文化名城必须保护好西湖和弘扬文化多样性的高度，启动西湖综合保护工程。

经过220天的紧张施工，西湖南线、雷峰塔、万松书院“一带两点”景区建成开放。2003年国庆前夕，杨公堤、新湖滨和梅家坞茶文化村“三大景区”建成开放。2004、2005、2006年，“一街、二馆、三园、四墓、五景点”15景建成开放，“两堤三岛”、西湖博物馆、西湖研究院等8个项目成功实施，灵隐景区综合整治、吴山景区综合整治先后实施，“龙井八景”得以恢复。到2008年，伴随着九溪至杨梅岭综合整治工程、3个“西湖十景”纪念标志项目、西湖夜景亮灯优化工程等8大项目的完成，西湖综合整治工程圆满完成。

古老的西湖，历经千年波折、百年风雨后，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手里，获得了新生。2011年6月24日，在第5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西湖文化景观”获得全票通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005年6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舟山岱山大衢岛调研海洋经济

“八八战略”的提出

2003年7月，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明确提出了进一步发挥“八个方面的优势”，推进“八个方面的举措”的重大决策和部署。12月，省委十一届五次全会再一次提出要充分发挥“八个优势”，深入实施“八项举措”，扎实推进浙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八八战略”要求：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大力推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区位优势，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合作与交流，不断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块状特色产业优势，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城乡协调发展优势，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生态优势，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山海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推动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努力使海洋经济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全省经济新的增长点；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环境优势，积极推进以“五大百亿”工程为主要内容的重点建设，切实加强法治建设、信用建设和机关效能建设；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人文优势，积极推进科教兴省、人才强省，加快建设文化大省。

“八八战略”的实施，使得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诸暨市枫桥镇人民调解委员会挂牌

“平安浙江”建设

2004年5月，中共浙江省委作出建设“平安浙江”的决定，标志着浙江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实现了由“小平安”到“大平安”的转变。

为促进社会公平公正，省委、省政府以就业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城乡住房、生态环境、扶贫开发、科教文化、权益保障、社会稳定等十大领域为重点，建立和完善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着力解决群众反映突出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为主动化解各类社会矛盾，浙江建立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积极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不断创新发展“枫桥经验”，建立健全各类调解组织，完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努力把各类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当地和萌芽状态；广泛开展基层平安创建活动，积极探索流动人口管理新方法，及时总结推广基层治安防控典型经验。

为维护社会公共安全，浙江在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同时，严厉打击各类经济犯罪，建立和完善外来人口犯罪预防机制，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和快速反应系统。切实加强食品药品质量安全监管，扎实推进安全生产、隐患专项治理及重大危险源的监控管理，提高安全生产保障能力。

“平安浙江”建设成效显著。2020年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率达到97.25%，位居全国前列。

南湖革命纪念馆

红船精神

2005年6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首次提出“红船精神”，概括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深刻阐述了“红船精神”的丰富内涵、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精准标注了中国革命精神的源头坐标，使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更加完整。

2017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前往上海和浙江嘉兴，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和嘉兴红船，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宣示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定政治信念。

伴随着我们党100年的光辉历程，“红船精神”感召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在新时代不断丰富内涵、绽放出耀眼光芒，为我们党永远年轻提供丰厚的精神滋养。

中国第七届艺术节

建设文化大省

2005年7月，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提出重点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八项工程”，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卫生强省、体育强省等“四个强省”。10多年来，历届省委、省政府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坚持不懈抓落实，加快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实现了由文化大省到文化强省、再到文化浙江的递进。

当前，以党的创新理论为引领的先进文化、以红船精神为代表的红色文化、以浙江历史为依托的传统文化、以浙江精神为底色的创新文化、以数字经济为支撑的数字文化等5种文化构建起来的文化浙江新格局初步成形。

安吉余村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2005年8月15日，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安吉县余村考察时，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十多年来，历届省委、省政府坚定不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实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乡村面貌从“一处美”迈向“一片美”“全域美”，生态环境从“自然财富”不断增值为“经济财富”“发展财富”，诗画浙江、全域美丽初步呈现。

2003年6月，在习近平同志的直接推动下，浙江启动“千万工程”，开启了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核心的村庄整治建设大行动。2018年浙江“千万工程”获联合国地球卫士奖，2020年生态省建设试点首个通过国家验收。

加快打开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浙江以“四条诗路”为抓手持续推动文旅融合。对浙东唐诗之路、大运河诗路、钱塘江诗路、瓯江山水诗路，以串珠成链的思路规划梳理出诗人行迹图、水系交通图、浙学学脉图、名城古镇图、遗产风物图等五幅图，构成文化强省建设四条“金丝带”。

浙江省“四五”普法总结表彰

“法治浙江”建设

2006年4月26日，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决定建设“法治浙江”，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和谐社会建设协调发展。

浙江省委成立了建设“法治浙江”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形成党委领导，人大、政府、政协分口负责，各部门分工实施，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法治工作格局。

各级党委认真抓好领导干部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教育培训，深入开展对建设“法治浙江”的新闻宣传，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党内十项监督制度，提高各级党组织依法执政的素质。各级人大常委会以学习贯彻《监督法》为契机，规范监督形式，积极开展执法检查和工作监督，提高依法监督水平。各级政府以推进依法行政为重点，规范行政许可和行政执法行为，清理非行政审批事项，推进政府管理创新和职能转变。各级政协从提高专题调研质量做起，围绕党委中心工作，抓好重点专题调研，积极开展民主监督，提高参政议政的水平。各级司法机关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为主线，认真落实司法体制改革措施，加强审判和执行工作，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司法的公正高效权威。各地普法部门从落实“法律六进”活动着手，突出重点普法对象和学法重点内容，全面实施“五五”普法规划，提高公民的学法用法守法意识。

强县扩权后的义乌市区新貌

“强县扩权”与“强镇扩权”

“强县扩权”和“强镇扩权”，着力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是浙江改革行政管理体制的一大亮点。从1992年起，省委、省政府先后4次实施经济强县扩权的改革，按照“能放就放”的总体原则，将涵盖发展改革、经贸、外经贸、国土资源、交通、建设等属于地级市经济管理的权限下放给绍兴、温岭、义乌等经济发达县（市）；将县里负责的财政、规费、土地、投资项目核准等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下放给中心镇。

在“强县强镇”战略指导下，浙江县域产业集群优势更加突出，形成了以杭州高新技术产业群、海宁皮革产业群、嵊州领带产业群、诸暨袜业产业群、永康五金产业群、乐清低压电器产业群、桐乡羊毛衫产业群、慈溪小家电产业群等为代表的产业群；多数小城镇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产业，如诸暨市大唐镇的袜业、温岭市大溪镇的水泵产业、海宁市许村镇的家纺布。2007年全省GDP总量的62.4%、财政收入的54.3%、从业岗位的70.5%由县域创造。

2011年3月4日，国务院批复《浙江省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这是是浙江第一个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也是全国首个由国务院批准的县级市综合改革试点。由此，浙江“强县扩权”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浙江高规格表彰民营企业家

民营经济的生动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各级党委政府解放思想，大胆在全国探索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股份合作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等，促进了民营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推动浙江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跨越，并从“资源小省”发展成为“经济大省”。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为迅速打开局面，省委、省政府决定把发展有一定基础的社队企业作为振兴经济的重要途径来抓。

发展社队企业的同时，浙江的个体私营经济也突破体制机制束缚，开始在夹缝中求生存。当时，我国经济体制整体上还处于计划经济时期，民营企业的生产由于没有纳入国家计划，原材料供应和产品推销都靠农民自己组织和进行。于是，一支“走千山万水、说千言万语、想千方百计、历千辛万苦”的浙江农民购销大军迅速形成。在向外拓展的同时，浙江人民还较早地开始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实践。以商促工，以工带商，专业市场和民营企业互相依托，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和党的十四大以后姓“社”姓“资”的争论逐步平息，民营经济发展在思想认识上和理论上得到认同。浙江的民营经济进入由大发展到大提高的二次创业时期，在经济增长、社会贡献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充分显示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浙江民营经济按照“腾笼换鸟”和“凤凰涅槃”的思路，开始了新一轮的蓬勃发展。

浙江始终把民营经济作为浙江经济的最大特色、民营企业家作为浙江最宝贵的财富，特别是近年来，充分发挥民营先发、市场先发的优势，坚持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双向发力，打出一套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组合拳，率先从地方立法层面出台《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注重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增创体制机制新优势，市场主体优势持续巩固，市场业态优势不断放大，市场分布优势日益彰显。

2019年，全省共有各类市场主体724万户，其中民营经济市场主体698万户，占比为96.3%；省外浙商有870多万人。全国工商联公布的2020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名单中，浙江占96席，连续22年居全国首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9年“中国商品市场百强”，浙江就有省内35家市场、省外4家浙商市场入围。

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史，是一部人民群众为主角的创业富民史，是一部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创新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浙江的生动实践。

嘉善中心城区

嘉善县域科学发展示范点

2008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将嘉善作为基层联系点。2008年10月29日，习近平到达嘉善，进行了连续两天的调研。2008年10月30日，习近平在嘉善县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党员干部会议上要求嘉善“努力把联系点办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示范点”。

之后，嘉善边谋划、边起草、边报批、边实施。2013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了《浙江嘉善县域科学发展示范点建设方案》，该县成为全国唯一的县域科学发展示范点。嘉善县由此全面开启了转型之路，承担起为全国县域科学发展探路的历史重任。

2016年9月4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

2016年9月4日至5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浙江杭州举行。峰会以“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主题，二十国集团成员、8个嘉宾国领导人以及7个国际组织负责人与会。

习近平主席主持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开展了53场活动，包括峰会期间举行了33场双边会谈会见并同其他来宾进行接触交流。峰会发表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和28份具体成果文件，成果数量多、分量重，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国际上树立起新的“全球标杆”。

浙江省、杭州市全力投入，确保了峰会圆满成功，使峰会富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紧紧抓住峰会成功举办的历史性机遇，浙江把G20杭州峰会作为翻篇归零再出发的新起点，把总书记的亲切关怀转化为巨大动力，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总纲，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更好地把浙江、杭州打造成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方案、中国道路的鲜活样本。

龙泉—萧山山海协作产业园

高水平均衡协调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较早关注并致力推动实现发展的全面性、均衡性、协调性。2002年11月，习近平同志主持浙江“山海协作工程”情况汇报会，省内部分发达县与所有欠发达县开展结对帮扶。2003年到2006年间，习近平同志参加了每年召开的“山海协作工程”情况汇报会，并就推进山海协作发表重要讲话。

在习近平同志的指挥和推动下，“山海协作”“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百亿帮扶致富工程”等工作同步推进，浙江开启“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的宏大工程。

这些年来，浙江深入实施“山海协作”工程，从省域层面部署开展大湾区大花园大通道大都市区建设，城乡之间融合发展、区域之间联动发展呈现良好态势，成为全国发展最为均衡的省份之一。2020年，浙江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62699元和31930元，连续20年和36年居全国各省（区）首位；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至1.96倍。

浙江自贸试验区入口

跳出浙江发展浙江

2004年3月，习近平同志在全省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进一步加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他在全省统筹城乡发展座谈会上提出，要立足全局发展浙江，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做好对口支援和国内合作交流工作，落实好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等战略部署。2006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努力推进对外开放从以“引进来”为主向“走出去、引进来”并举转变。

“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理念，使浙江得以从更大的空间中整合资源，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为浙江发展打开了一个新空间，培育了浙江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新优势。

这些年来，浙江坚持既“立足浙江发展浙江”，又“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全省域全方位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打造“一带一路”重要枢纽，推动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赋权扩区取得重大进展，新增宁波、杭州、金义三个片区，加快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形成了多个标志性的硬核力量——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验区、宁波舟山港、eWTP（世界电子贸易平台）、浙江自贸试验区。

杭州城市大脑运营指挥中心

数字浙江建设

2003年1月，在浙江省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同志以极具前瞻性的战略眼光提出“数字浙江”建设，推动出台《“数字浙江”建设规划纲要（2003—2007年）》。同年7月，“数字浙江”建设上升为“八八战略”的重要内容。

历届省委、省政府锚定“数字浙江”建设，一以贯之抓落实。2016年12月，浙江全面启动“最多跑一次”改革，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一窗受理、集成服务、一次办结”的服务模式创新，让群众充分享受“数字浙江”建设红利。2017年，浙江明确提出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争创国家数字经济示范省。同年5月，浙江启动政府数字化转型，开启以“政府理念创新+政务流程创新+治理方式创新+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为主要内容的政府全方位、系统性、协同式变革。

2020年11月召开的省委十四届八次全会把数字化改革摆到全面深化改革的首要战略位置。2021年2月18日召开的全省数字化改革大会提出，数字化改革是新发展阶段全面深化改革的总抓手。要围绕建设数字浙江目标，统筹运用数字化技术、数字化思维、数字化认知，对省域治理的体制机制、组织架构、方式流程、手段工具进行全方位、系统性重塑，从整体上推动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在根本上实现全省域整体智治、高效协同，努力成为“重要窗口”的重大标志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