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浙江记者  叶 慧

春雨初歇，阳光普照。安吉县灵芝西路一座二层建筑，“安吉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牌子十分醒目。近1个月来，中心上下依然沉浸在习近平总书记前来考察指导的激动与振奋中。

这个2019年8月正式运行的“一中心多平台”，集聚了纪委监委、政法委、信访、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人力社保、卫健等多部门集中办公、集约管理、集成服务，让基层社会问题矛盾纠纷的化解“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点赞”。

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信访超市）是浙江深入推进社会治理领域“最多跑一地”改革结下的一个硕果。近年来，浙江把“最多跑一次”改革理念、方法、作风运用到社会治理领域，努力使企业和群众有矛盾纠纷需要化解时“最多跑一地”，真正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新发展。2019年，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率达到97.14%。

牢记嘱托、不负期许。浙江以建设“重要窗口”的前列意识和标杆水准，深入推进“最多跑一地”改革，牢牢扭住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这个牛鼻子，变矛盾“中转站”为问题“终点站”、变群众“往上跑”为干部“往下跑”、变业务“数字化”为全程“智慧化”，努力在大统筹、大治理、大协同中实现新突破，更高质量、更高水平推进平安浙江建设，为“中国之治”贡献更多浙江力量。

一条线贯始终

变被动治理为主动治理

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是一道千头万绪的社会治理难题。20世纪60年代，诸暨枫桥镇创造了“枫桥经验”，有力推动基层“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发生深刻变革，百姓利益诉求的多元化给社会治理带来相应挑战。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高度重视平安建设，强调“基层既是产生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源头’，也是协调利益关系和疏导社会矛盾的‘茬口’”；要求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最大限度地化解消极因素，调动积极因素，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2003年9月18日，习近平同志率省直15个有关部门负责人到浦江县下访，联合接待来访群众，“零距离”倾听群众呼声，面对面解决群众难题，推动领导下访成为浙江一项制度；2004年5月，习近平同志亲自倡导部署了平安浙江建设，率先在省域层面开展平安建设的探索，开启了浙江变被动治理为主动治理的新征程。

几届省委始终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在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不断总结推广和创新发展“枫桥经验”，形成了“基层治理四平台”“三治融合”“全科网格”“四防并举”等调处化解社会矛盾的一系列有效做法，推动社会治理走在全国前列。

2016年，浙江在全国率先启动“最多跑一次”改革，让企业和群众到政府办事“跑一次是底线、一次不用跑成为常态”，成为浙江省域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一招。为破除社会治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治理而抓治理”的困境，2019年初，浙江总结基层实践经验，把“最多跑一地”改革创新运用到社会治理领域，提出在县一级建设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压实县级化解矛盾纠纷的主体责任。之后，省委改革办将这项工作列入2019年重点突破改革项目。

2019年3月召开的全省信访重点工作推进会向各县（市、区）下达任务：加快建设实体化运作的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信访超市），让企业和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

2019年11月26日，在省委十四届六次全会闭幕后的第二个工作日，省委召开现场推进会，对县级矛调中心建设进行再动员、再部署。省委书记车俊强调，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建设是省域治理现代化中一项具有开创性意义的重大改革，是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的“牛鼻子”工程，承担着“小切口、大治理”的重要功能，一定要建，而且要抓紧建，必须建好。

2019年12月31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指导意见》，要求各地牢固树立为民宗旨、践行群众路线，充分整合力量资源、做优一窗受理、集成多元手段、推进上下联动，加强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规范化建设，推进矛盾纠纷化解“最多跑一地”，推动浙江的先发优势不断转化为领跑优势，形成更好的省域治理效能。

闻令而动，听令而行。各地迅速将加快县级矛调中心建设列入“一把手”工程，按照第一年抓“起步”、第二年抓“巩固”、第三年抓“提升”的目标，因势利导、乘势而上，为企业和群众提供法律咨询、反映诉求、化解矛盾纠纷、举报投诉、解决行政争议等服务，变群众“往上跑”为服务“往下跑”。

截至今年4月底，除新设立的龙港市，全省其他县（市、区）都建成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信访超市），有力推动社会治理从事后治理向事前治理、从“灭火”向“防火”转变，初步形成矛盾纠纷“不升级、不激化、不上行”的良好态势。

普陀区社会治理指挥平台

一窗口全受理

变碎片治理为集成治理

围绕“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在推进县级矛调中心建设中，浙江按照集成治理的理念，将“多中心”整合成“一中心”，实现空间格局统一、人员机构归并、职能职权的融合，变碎片治理为集成治理。

——在空间场地落实上，各地以确保工作机制有效运行为标准，因地制宜搭建实体化运行平台。

经济总量大、外来人口多、矛盾纠纷多的县（市、区），因地制宜改建或置换综合体来集成办公；山区海岛等人口少且信访矛盾纠纷总量少的地方，可视情整合相关平台和力量集成办公。

——在人员机构归并上，浙江按照“集成服务、集约管理、集中办公”的原则，推动“多中心”整合为“一中心”，让群众信访和纠纷化解“一扇门进出，事情全办清”。

整合力量资源，各地大力推动县级综治中心、人民来访接待中心、诉讼服务中心、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社会治理综合指挥中心、“12345”统一政务咨询投诉举报平台等线下线上工作平台成建制入驻，民政、住建、综合执法等相关业务部门轮换入驻或因需随驻。积极吸收行业性专业调委会、法律咨询、心理服务、社会帮扶、仲裁、鉴定、公证、保险等社会力量进驻中心，为老百姓提供全领域、全过程的优质服务。

常山县矛调中心的司法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以群众申请工伤赔偿仲裁为例，原本需跑司法局、总工会、人社局三个部门，以及律师事务所，办理法律援助申请书、仲裁申请书等多份材料，至少要跑3趟、花费2天时间，现在最快1个小时之内就能办结。

——在发挥聚合效应上，各地进一步完善机制，提升质效，推动中心建设从“空间整合”向“机制集成融合”转变，破除部门界限，再造业务流程，努力将中心打造成现代化社会治理共同体。

借鉴行政服务中心“无差别受理”的做法，各县（市、区）积极探索“一窗受理”做法，即在中心大厅设立“综合受理窗口”，无差别受理群众提出的各类矛盾纠纷、信访诉求，准确区分事项类型，分类导入办事程序。强化窗口与入驻部门的协调对接，实行即接即办、教育疏导、会商研判、协调办事、公开监督、考核管理等六项工作机制，真正让老百姓到一个窗口就能办成事、解心忧。

同时，省委还要求各地普遍建立诉求追溯机制，在中心登记注册的每位来访群众的诉求，都可追溯查询、责任倒查。件件有回应、事事有结果。

如今，在浙江老百姓的心中，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已成为回应群众诉求的“服务站”、化解矛盾纠纷的“终点站”。

桐庐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

一揽子大调处

变突击治理为长效治理

深化县级矛调中心的规范化建设，浙江以“调解优先、诉讼断后”理念强化诉源治理，构建起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司法调解优势互补、有机衔接、协调联动的大调解工作格局，努力实现群众信访和矛盾纠纷“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

——坚持诉源治理，打造联合调处、多元化解纠纷的综合机制。

去年以来，浙江政法部门以县级矛调中心为主抓手，不断将诉源治理的工作机制、工作平台融入中心，构建起诉调、警调、检调、访调、专调“五调联动”体系，打造联合调处、多元化解的矛盾纠纷解决模式。

加强诉调对接。温州法院把诉讼服务中心成建制入驻中心作为硬要求，根据辖区案件数量和入驻法官人数，在中心设置立案窗口、调解室、速裁法庭。对涉诉矛盾纠纷，优先开展诉前调解。成功调解的案件由法官依法审查，予以司法确认，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调解不成的案件，直接在中心开庭速裁，不仅有效降低了诉讼增量，还树立了调解结果的权威性。

推进警调衔接。杭州市余杭区发挥网格员人熟地熟优势，实行网格与110联动机制，对涉及民间纠纷的110警情，网格员到场参与化解，化解不了的纠纷，可以直接提交矛调中心处置。今年6月底前，全省县级公安信访室将全部融入当地矛调中心，让“警调衔接”更为顺畅、合力更强。

探索检调联动。宁波市鄞州区把12309检察服务中心成建制迁入区级矛调中心，充分运用检察建议手段，开展对民事纠纷、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目前，各地鼓励基层检察服务中心入驻矛调中心，参与诉源共治，开展联合调处。

开展访调联动。天台县矛调中心建立调解与信访部门的会商机制，县信访局在中心大厅单独设立人民来访接待窗口，实现信访接访与人民调解、司法调解的无缝对接。目前，全省县级矛调中心普遍设有“人民来访专区”，群众信访有专人受理、调查核实、答复反馈。

坚持专调结合。各地矛调中心纷纷引入医疗纠纷、劳动争议等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让其发挥专业优势，通过说理疏导、依法协商，将大量矛盾纠纷过滤在诉讼程序之前。目前，浙江已有600多个人民调解组织进驻中心，覆盖医疗、交通、保险、消费、环境保护等10多个行业领域。

2019年，全省共受理调解申请72.5万件，调解成功63.9万件，成功率达88.68%；法院新收诉讼案件由连续多年高位增长转为下降，成为全国首个下降的省份。

——坚持领导下访接访制度，全面推行民情民访“代办代跑”。

立足县级矛调中心，浙江创新领导干部下访接访制度，让县级领导每天到中心接访成为常态，并探索建立省、市领导定期到县级中心下访约访制度，努力把中心打造成为党员干部联系服务群众、践行初心使命的大平台。

在绍兴市柯桥区矛调中心，区领导每天轮流来这里“坐诊”，牵头协调包案化解疑难突出信访问题，要求全程负责、一盯到底。桐庐县则把接访、包案作为领导干部执政的基本功和必修课，开展县领导365坐班接访活动，市民通过电话、网络或直接到中心预约，就可以面对面向县领导反映有关事项。由此，“看上去很难”的信访工作，不知不觉“迎刃而解”。

同时，浙江还创新推出民情民访“代办代跑”制，组建起县、乡、村三级民情民访代办网络，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能力。

在金华，经过专业培训的1.2万名代办员认真当好群众“代言人”，不仅详细记录群众诉求，协调解决问题，还回访核实，请当事人进行评价。2019年，金华市累计代办民访事项13054件，办结率为99.4%，“访”出了人民满意新局面。

桐乡市越丰村百姓议事会

一体化齐联动

变单一治理为多元治理

近年来，浙江牢固树立“全省一盘棋”思想，把县级矛调中心建设纳入数字治理大格局，充分发挥“一中心四平台一网格”工作机制，一体化联动，全方位延伸，变单一治理为多元治理，显著提升社会治理的整体效能。

——调处网络向下延伸，矛盾纠纷“就地解决”。

网格员“源头管事”。今年以来，全省33万网格员每天采集上报各类信息4.36万件，70%的矛盾纠纷和问题隐患在村(社区)自行办结处理。特别是在疫情防控期间，基层网格员“扛得住疫情，辟得了谣言”，全情参与排查摸底，巡防管控，矛盾纠纷“不出网、不上交、不激化”。

四平台“交办督办”。2017年，浙江在各乡镇（街道）开始建设“综治工作、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便民服务”四个功能性工作平台。利用这个“基层治理四平台”，基层力量把采集的各类信息输入到系统中，再通过指挥中心的流转、交办，完成事情的闭环管理。

目前，全省各地的县级矛调中心都和乡镇（街道）“基层治理四平台”、基层网格员建立工作联动机制。今年疫情发生以来，远程协调镇村两级妥善处理涉及隔离安置、复工复产、出租房管理等矛盾纠纷14万多件，让矛盾纠纷“就地化解”。

——线上线下同步发力，纠纷化解“远程协调”。

近年来，浙江加快数字技术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应用，从建设“雪亮工程”，到推广政法机关“一体化办案”系统，再到建设“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协同应用系统”，线上线下联动发力，基层治理实现了从数字化到智慧化的进阶。

异地纠纷在线调解。各地综合运用在线矛盾纠纷化解平台、人民调解大数据管理平台、移动微法院、“浙里调”微信小程序等信息平台，进行“线上调、掌上办”。老百姓不管是在国内还是海外，都可通过视频连接进行视频交互、证据展示、在线调解，并通过手机对调解协议进行在线确认签字，免去来回奔波之苦。今年一季度，全省开展网上调解3万多次，提供法律咨询等服务5.3万多件，办理法律援助案件985件，出色地完成了疫情对“最多跑一地”改革的实战检验。

发现问题高效处置。各地利用综合信息指挥平台，加强联防联控，快速处置各类矛盾纠纷风险。杭州市不仅在县（市、区）建起“城市大脑”，还将智能大脑落地街道，取名“数字驾驶舱”。各类数字信息在“城市大脑”和“驾驶舱”之间流转互通、运算评估，基层网格员在线下“指哪打哪”，反应速度和处置效率变得高效迅速。

精准预警抓早抓小。着眼于“治未病、早预防”，各地充分利用智慧消防平台、欠薪联合预警平台、危险化学品风险防控平台、食品风险管理平台、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平台等汇集的大数据，深度挖掘分析“高概率发病征兆”隐患，提出对策建议，使矛盾纠纷防之于小，解决在萌芽状态。

宁波移动微法院

春天的号角再次吹响，奋斗的脚步永不停歇。乘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热潮，浙江正以时不我待、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动社会治理领域“最多跑一地”改革，奋力谱写新时代平安浙江建设新篇章，努力为建设“重要窗口”护航添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