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  郑永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要创造条件、完善制度，稳步朝着这个目标迈进。　

2021年5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意味着中央认为浙江已经具备条件在全国率先迈向共同富裕，要求浙江做先行者和排头兵。浙江作为一个省，既有城市又有农村，有发达地区又有比较落后的地区。如果浙江做到了共同富裕，对全国绝对有参照意义，是可辐射、可推广的。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浙江经验不仅对整个国家具有深远的意义，而且对整个世界也具有意义，因为共同富裕不仅仅是中国面临的问题，更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问题。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丰富的反贫困经验。现在又在实现“全面小康”的基础上，把“共同富裕”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在国际层面，中国的共同富裕渴望为世界提供一个“中国方案”。贫困仍然困扰着今天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而能够实现共同富裕的国家少而又少。即使是经济发达的英美国家，也没有实现共同富裕这个目标。这些国家的发展导致了社会不公，从而产生严峻的国家治理危机。实现共同富裕的国家大都在北欧，它们属于先发展起来的经济体，很早就走上了福利社会道路，并且人口少、民族单一，具有比较优势。

在这些方面，中国没有任何优势。首先，中国是后发展中国家，较之先发展国家，各方面的基础比较薄弱，属于后来居上。无论就资源的可得性还是从国际局势来看，中国都不可能重复从前西方大国所走过的路。其次，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尽管经济体量大，但人均国民所得仍然较低。要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已经很不容易，要实现共同富裕更难。再次，中国国土面积大，地方差异也大，并且是多民族国家，这些对实现共同富裕也构成了结构性困难。

正是因为这样，如果中国成功实现共同富裕，其国际意义深远非凡。作为地方实践，浙江正是为中国实现共同富裕先行探路。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从资源小省发展成经济大省，且在探索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兼顾了发展和公平。就社会公平问题，人们一直在讨论“一次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浙江在这些方面都做得很好，主要有三点特色：一是“上不封顶”，鼓励全体人民勤劳致富，不断做大“蛋糕”，增强社会经济整体实力。浙江已是民营经济最为发达和营商环境最佳的省份之一。二是“保底”，着力把基本社会服务包括医疗、教育、住房和社会保障等制度建设好，同时保障低收入群体和特殊群体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三是“做大中等收入群体”，建设橄榄型社会。

均衡性是浙江经济发展最显著的特征。这些年来，浙江科学处理了六对重要关系，实现了均衡发展。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浙江呈现出“小政府、大社会”的特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目标已经在浙江践行。在浙江，“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体现为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协调作用。浙江各地之间没有严重的恶性竞争。

国企与民企的关系。浙江国企强，民企也强，两者之间进行了有效的劳动分工，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由国企负责，大部分民生经济则由民营企业负责。即使是本来由国企负责的基础设施建设，浙江的民营企业也往往参与其中，这使得浙江能够有效动员和发挥民间资本的能动性。

内资与外资的关系。浙江不排斥外资，但浙江的资本以内资为主。与外资相比，内资更能把劳动关系处理好，也比较公平。浙江的劳动关系较之其他地区更为和谐。

大型企业与中小微型企业的关系。中国很多大型的民营企业都出自浙江，但同时，浙江的中小微型企业尤其发达。实际上，大量的中小微型企业是培植大企业的“摇篮”。

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浙江没有片面地发展服务业，浙江的服务业是为制造业服务的。在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不时有人参照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而提倡中国也应当追求达到这些发达国家的服务业水平。但浙江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始终把发展的重点放在制造业上，如果制造业发展不起来，那么服务业就缺失了最重要的服务对象。今天，没有人会否认服务业在浙江经济中的重要性，但必须指出的是，浙江服务业的重心在制造业。

工业与农业的关系。浙江既是工业和制造业大省，也是农业强省。在农业改革方面，从早些时候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今天的美丽乡村建设，浙江都走在前面。浙江并非农业大省，农业在浙江经济中并未占很大的比重，但浙江农村生活的富庶，表明浙江是农业强省。

更为核心的是浙江人的“加法精神”，具体体现为企业家精神和商业精神。企业家是要改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而商业精神则追求财富，这两方面浙江都做到了。浙江人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增加和强化这个地方的经济强度、广度和深度。

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要继续把“蛋糕”做大，在此基础上把“蛋糕”分好。既不能学西方新自由主义只做大“蛋糕”而分不好“蛋糕”，也不能只讨论如何分好“蛋糕”却没有人做“蛋糕”，我们要走出中国自己的共同富裕道路。把浙江作为一个切入点来研究，至少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