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华军  张叶蓬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浙江在全国较早就开展民主法治村创建试点工作。

2006年4月，省委作出建设法治浙江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浙江法治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由此，“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建设被写入每年的法治浙江建设要点，不断得到创新深化，探索形成了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的基层民主法治先行发展道路。

截至2022年底，全省建成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273个、省级民主法治村（社区）4844个、市级民主法治村（社区）20153个。

浙江省民主法治村杭富村村民在民主议事

基层治理日趋完善

“反映问题表达诉求，或通过信访渠道解决问题的，做到理性有序、依法依规……”这是杭州市临平区塘栖镇丁河村村规民约第十九条的内容。将村规民约引入社会治理，在源头上最大限度预防和化解信访矛盾纠纷，塘栖镇努力将群众急难愁盼的信访转变为情理法相融的家访。

用村规民约治理乡村，是浙江古已有之的文化传统。600多年前，淳安县枫树岭镇下姜村就有村规民约《姜氏宗谱》。2000年后，各地涌现出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村规民约，成为乡村公共事务管理的有益补充。2014年，中共浙江省委十三届六次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法治浙江建设的决定》，把“村规民约”作为“推进基层依法治理”的重要内容。

在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中，浙江各地结合实际制定了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居民公约、议事决策规则，并全面建立了村（居）民大会制度、代表会议制度、民主评议制度、村（居）务财务公开制度、村工程招投标制度等，引导和保障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健康发展。

同时，省委、省政府将民主法治村（社区）建设工作纳入法治建设、平安建设和新农村建设考核指标体系；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要求将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和地方、部门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省司法厅、省民政厅、省普法办制定出台《浙江省省级民主法治村（社区）建设指导标准》，各设区市纷纷出台《市级“民主法治村（社区）”动态管理办法》等指导性文件，有力提升了民主法治村（社区）建设工作规范化水平。

浙江还积极推进法治与德治有机融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乡村建设，挖掘发扬“商帮文化”“师爷文化”“南孔圣地”中德治法治文化深度融合的传统，为推进乡村建设提供了丰厚的法治土壤。

基层民主不断扩大

20年来，浙江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工作深入推进，推动《村（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法规得到深入贯彻执行，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核心内容的基层民主自治活动在全省村（社区）全面展开。

通过推进村级重大事务“四民主三公开”和决策过程“五议两公开”，浙江进一步落实了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广大干部群众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断增强，村（社区）基层民主的规范化、制度化使村（居）务管理民主化、规范化水平大幅提高，广大群众参与村（社区）事务管理的意识大大增强。

通过健全民主制度，群众的民主权利得到了切实尊重和保障，干部主动为群众办事和自觉接受群众监督的意识更强了。同时，村（社区）居民参与基层管理和监督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提高了基层人民内部矛盾的自我消化能力，巩固了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维护了社会稳定。

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基层治理也出现了一些“成长的烦恼”。富于创新精神的浙江人，在乡村治理中闯出一条符合自己实际的基层法治道路。

为有效监督村务管理，2004年，金华市武义县后陈村选举产生全国首个村务监督委员会，逐步实现了对村级事务的有效监督。

为建立责任明晰的乡村管理制度，2014年，宁海县在全国推出第一份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定出台《村级权力清单三十六条》，涉及集体管理事务的19个事项和17项便民服务举措，提升了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

为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共同促进，2005年，安吉县余村村围绕“民主余村、法治余村、平安余村、幸福余村”建设目标，以民主凝聚人心，以法治促进和谐，走出了一条民主法治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互促共进的发展之路。

此外，温岭市的“民主恳谈会”、象山县的“村民说事”等，都强调通过平等参与、自由对话，在沟通、辩论和协商的基础上修正偏好、化解矛盾、达成共识。

创新举措层出不穷

20年来，浙江不断推出创新举措，各地互相学习，乡村治理形成你争我赶的良性互动机制。

武义县推行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其中规定的村务监督委员会，与原有的村党支部、村委会相对独立，互不从属，是一种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创新。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后陈经验”逐步走向全省、走向全国。2010年省委制定出台《村务监督委员会工作流程》，这一制度创新在2010年被写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及2013年、201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后陈经验”从基层的“治村之计”发展为“治国之策”。

桐乡市率先推出“法治为要、德治为基、自治为本”的“三治”建设，建立“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法治建设体系，“以评立德、以文养德、以规促德”的德治建设体系，“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自治建设体系，从而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创新了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的实践理论体系。

湖州市制定全国首个民主法治村创建地方标准，全力打造民主法治村创建“升级版”，总结提炼“六步六化”创建经验，着力打响“美丽乡村，无法不美”创建品牌，彰显了“无法治，不美丽”的独特魅力。

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小古城村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构建村级事务民主协商机制，形成“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良好局面，促进了全村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

持续不断的创新，有力提高了我省基层民主、依法管理水平和人民群众依法办事能力，也促进了基层经济社会发展，为全面深化法治浙江建设、奋力推进“两个高水平”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