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一级巡视员  曾林平

2017年10月31日，在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一周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

100年前，浙江嘉兴南湖的红船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跨世纪航程。在中国共产党100年的光辉历程中，浙江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其中之一就是“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浙江作为“红色根脉”的历史依据，可以由“这些人”的活动、“这艘船”的作用和“这件事”的发生来阐释。

“这些人”的活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贡献了独特的浙江力量

浙江作为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与“这些人”的活动密切相关，“这些人”就是积极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浙江先进分子。在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共有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58人。从籍贯来看，湖南20人，湖北11人，浙江7人，广东5人，河北（包括天津）4人，山东4人，江苏2人，安徽、重庆、贵州、江西、山西各1人，浙江早期党员的人数排在全国第3位。这7位浙江早期党员是：俞秀松、施存统、陈望道、邵力子、沈定一、沈雁冰、沈泽民。此外，邵飘萍、蔡元培、王会悟等人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过积极贡献。浙江先进分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贡献了独特的浙江力量。

浙江先进分子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为党的成立准备了理论条件。邵力子是中国介绍十月革命的第一人，在十月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天，即1917年11月10日，他就在自己主编的上海《民国日报》上最早在中国报道了十月革命的消息。1920年8月，邵飘萍出版《新俄国之研究》，成为以专著的形式全面系统介绍十月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第一人。沈定一等人主编的上海《星期评论》、邵力子主编的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邵飘萍在北京创办的《京报》、沈定一在广州创办的《劳动与妇女》、俞秀松在杭州主编的《浙江新潮》，都是当时国内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报刊。沈雁冰、施存统、郑振铎等人作了大量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工作，特别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为党的创建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此外，提出翻译《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并向陈望道提供日文版本的戴季陶、推荐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邵力子、把《共产党宣言》校稿转交给陈独秀的俞秀松、在报刊上为《共产党宣言》大做广告的沈定一都是浙江人。这些浙江先进分子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为党的成立准备了理论条件。

浙江先进分子积极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活动，为党的成立打下了阶级基础。俞秀松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自觉、主动到工厂当工人、走与工人相结合道路的先行者。早在1920年3月，他就改名换服到上海厚生铁厂做工，进行组织和推动工人运动的实践，并和陈独秀等人一起发起成立上海机器工会，还担任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职工运动委员会负责人。陈望道曾经担任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劳工部长，直接帮助筹组、建立了上海机器工会、印刷工会、纺织工会和邮电工会等，并参加开办职工补习学校、平民女学等，这些学校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组织工人斗争的重要阵地。沈定一是工人刊物《劳动界》的主要撰稿人之一，直接参加工人罢工，并和陈独秀等人一起筹备组织工会。邵力子不仅为《劳动界》撰稿，而且参与创办工人补习学校，并参加上海机器工会、印刷工会的筹备工作。

浙江先进分子积极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为党的成立打下了组织基础。从1920年6月到1921年春天，在中国国内的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和旅日、旅法华人中先后建立了8个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这些党的早期组织是后来组成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基础。1920年初，陈独秀从北京来到上海开始建党活动，首先和《星期评论》社、《民国日报》社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取得联系。在他们中，除了李汉俊、陈公培外，沈定一、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沈雁冰、邵力子等人都是清一色的浙江人。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5人在上海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在5个建党发起人中，浙江就有2人，俞秀松和施存统成了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施存统在上海参加党的早期组织后，又去日本创建了旅日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并担任负责人。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积极发展党员，沈定一、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沈泽民等人也先后加入。沈定一加入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后，又于1921年初赴广州，参加了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活动。邵飘萍和蔡元培在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过程中，从多方面予以支持、帮助，为组织的建立创造了条件。8个党的早期组织的建立，有4个与浙江人有关，占了一半。

浙江先进分子积极参与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有力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决定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陈独秀指派俞秀松具体负责筹建工作。1920年8月22日，中国最早的青年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俞秀松任书记。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起人共有8位，其中俞秀松、施存统、沈定一、陈望道、叶天底5人为浙江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后，俞秀松主持制定了团的章程，开始在先进青年中发展团员，发展的30多名团员中，浙江人在10人以上。到1921年上半年，上海的团员已发展到200余人，并建立了执行委员会，俞秀松任执行委员会书记。1921年3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成立，俞秀松担任临时团中央书记。俞秀松筹建和领导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建党前后十分活跃的革命青年组织，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

“这艘船”的作用：庄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在浙江诞生

浙江作为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与“这艘船”的作用密切相关，“这艘船”就是嘉兴南湖的红船。1921年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后一天会议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艘游船因而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红船。

在“这艘船”上完成了中共一大预定的各项议程。1921年7月30日晚上，由于中共一大在上海开会的会场受到搜查，代表们的活动受到监视，会议已无法继续在上海举行。此时，关系党的一大能否完成预定的各项议程，党能否正式诞生，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找到一个安全的新会址。为了确定新的开会地点，代表们进行了多次商量。由于上海党组织中浙江籍人士较多，而且大多数在杭州生活过，所以首先就想到了熟悉的杭州，到杭州西湖租一条游船，边游湖边开会。陈潭秋曾回忆说：“在上海我们再没有适宜开会的地方，于是决定乘火车到杭州西湖继续开会。”但由于西湖游人太多，容易暴露，而且从上海到杭州也费时太久，建议未被采纳。此时，具体负责一大会务工作的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建议到浙江嘉兴南湖开会，租一条游船，以游湖为掩护在船上开会。王会悟是浙江桐乡人，曾在嘉兴读过书，对嘉兴情况较熟悉，而且嘉兴距离上海只有百余公里，乘沪杭线火车不超过3个小时，当天就可以来回。王会悟的建议得到了代表们的赞同，决定到嘉兴南湖继续开会。在浙江人的推动下，中共一大从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举行，在南湖的“这艘船”上完成了建党的正式程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在“这艘船”上正式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名称。“共产党”这一名称，马克思、恩格斯首先使用，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了“共产党”这一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列宁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斗争中，始终坚持称自己的党为“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前，在国内以及国外建立了8个党的早期组织，但这些党的早期组织没有统一的名称。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时定名为“社会共产党”，后来经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定名为“共产党”；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时取名为“共产党武汉支部”；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时取名为“广州共产党”；长沙、济南和旅日、旅法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则没有具体名称。中共一大南湖会议通过的党的《纲领》第一条明确宣布“我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从而正式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名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

在“这艘船”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早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之时，就已经开始酝酿、起草和研讨党纲、党章等，如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就起草过一个党纲。中共一大最主要的议题，就是要制定纲领、决议和成立宣言。因此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时，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起草了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但由于7月30日晚上上海会场遭到法国巡捕搜查，没有来得及讨论这些重要的文件，讨论和通过文件的任务就落到了南湖会议上。会议通过的《纲领》共15条，前3条是党纲，后12条是组织章程。《纲领》除了明确党的名称外，还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取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纲领》的组织部分规定党的组织要采取“苏维埃形式”，也就是民主集中制的形式。会议通过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强调以产业工会为组织工会的主要形式。通过组织工会，开办工人补习学校，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

在“这艘船”上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南湖会议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产生中央领导机构。根据中共一大南湖会议通过的党纲第13条规定，当党员人数超过500人或设有5个以上地方执行委员会时，应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但考虑到党员数量少和地方组织尚不健全，南湖会议决定暂不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只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会议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

“这件事”的发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大规模革命斗争从浙江开始

浙江作为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与“这件事”的发生密切相关，“这件事”就是发生在浙江的萧山衙前农民运动。1921年9月，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爆发了萧山衙前农民运动，涉及萧山、绍兴、上虞3个县80多个村庄，参加农民达10余万人。

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共产党人领导的第一场大规模革命斗争。萧山衙前农民运动爆发于1921年9月，距中国共产党成立仅一个多月。党成立后，各级组织都以主要精力从事工人运动，但真正领导大规模工人斗争要到1921年底，直到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形成第一次高潮。就农民运动来说，建党初期党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运动主要有三次，除萧山衙前农民运动外，另外两次就是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和湖南衡山岳北农民运动。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发生于1922年6月，到1923年上半年形成高潮；湖南衡山岳北农民运动发生于1923年，两次农民运动的时间都晚于萧山衙前农民运动。所以，萧山衙前农民运动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最早的农民运动，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最早的大规模革命斗争。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大规模革命斗争从浙江开始。

共产党人在萧山衙前农民运动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沈定一是萧山衙前农民运动的发起者、组织者和领导者。1921年4月，沈定一从广州回到家乡萧山衙前，开始组织开展农民运动。他首先从办教育着手，筹办衙前农村小学校，邀请了原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师刘大白，学生徐白民、宣中华、唐公宪以及杨之华等前来任教，使衙前农村小学校聚集了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也使衙前农村小学校实际上成为开展农民运动的活动中心。在此过程中，沈定一深入农民中间演讲，为农民排忧解难，得到了农民的信赖和拥戴。广大农民开始觉醒，积极投入捍卫自己利益的斗争。除沈定一外，俞秀松、陈望道、邵力子等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对衙前农民运动也给予很大的支持。俞秀松就受沈定一的邀请，来到萧山衙前沈定一家住了半个月，实地探索开展农民运动问题。刚成立不久的中共中央对衙前农民运动也予以高度关注和重视。衙前农民协会建立时，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曾全文刊登《衙前农民协会宣言》《衙前农民协会章程》和《衙前农村小学校宣言》。1921年10月，中共中央指派宣中华为浙江农民协会代表，出席了1922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他是全国唯一以农民协会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的代表。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充分肯定了衙前农民的英勇斗争。

衙前农民运动体现当时共产党人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最高水平。由沈定一起草的《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是衙前农民运动的行动纲领。《宣言》和《章程》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分析了农民革命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提出了推翻封建制度和没收地主土地的彻底的农民革命主张，并规定了如何组织农民协会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宣言》指出“农民在中国历史上是被尊敬的人民”“农民出了养活全中国人最大多数的力气”“土地是农民传播气力来养活人类的工具”，所以“土地是应该归农民使用”，也应该“归农民所组织的团体保管分配”。《章程》规定：“凡本村亲自下气力耕种土地的，都得加入本会，为本会会员”“本会与田主地主立于对抗地位”“凡生产工人及社会主义运动者，本会都认为极良好的朋友。遇必要时，本会对于渠们的团体或个人，应当尽本会能力所及，加以扶助”。衙前农民协会的《宣言》和《章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一部农民革命的行动纲领，已达到了当时农民觉悟水平最高的程度，这是根据衙前农民的实际情况和党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而制定的斗争纲领，为衙前农民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衙前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运动，是中国先进分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解决中国农民革命问题的首次尝试，它不仅揭开了中国现代农民革命斗争的序幕，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大规模革命斗争的最早尝试，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